ENT:加密监管二三事:香港、新加坡、巴哈马

原文来源|福布斯亚洲区媒体人,ZinniaLee

原文标题|《香港不友好的加密规则助长了竞争对手吸引比特币富翁的努力》

翻译编辑|白泽研究院

SamBankman-Fried在香港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利润丰厚。他在这座城市度过的三年中,这位以在办公室睡觉而闻名的工作狂创立了FTX,这是一家加密衍生品交易所,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易平台之一。该业务的成功使SamBankman-Fried在29岁时就以265亿美元的财富成为加密领域的首富。然后他离开了香港。

今年9月,SamBankman-Fried飞往巴哈马。当FTX的运营团队欢迎巴哈马总理来到他们的新总部时,他穿着西装的陌生景象让他的众多粉丝感到惊讶。为什么选择巴哈马?

他在位于加勒比群岛的办公室说:“加密业务拥有长期的监管指导和明确性非常重要,香港尚未起草实际法案……具体结果如何还存在不确定性。”

SBF:加密监管中黑名单比白名单更重要:9月27日消息,FTX 联合创始人 SBF 发布推特讨论加密监管中的黑白名单机制。他认为,在加密监管中,黑名单比白名单更好也更重要。例如,美国处理银行付款的主要系统 ACH 使用白名单系统,只能从一个被美联储列入白名单的银行账户白名单的人转账给另一个人。但即使白名单提供了很多安全性,也使转账、创新和商业变得非常困难。

加密应当使用黑名单系统,通过将一些不良行为者列入黑名单,用户可以获得大部分保护;通过其他方式(如现金交易)允许自由贸易,来获得大部分自由。对 Tornado Cash 的制裁仍属于黑名单体系,而没有强制执行转移白名单,“最重要的是不要从黑名单滑坡向白名单”。[2022/9/27 22:31:58]

图片:加密衍生品交易所FTX的首席执行官SamBankman-Fried

香港已发展成为区块链和加密相关业务的温床。许多全球加密行业的精英都在香港起步,包括交易所CryptoCom、Bitfinex、OSL等。全球最大的稳定币Tether也是在香港推出。根据区块链数据公司Chainalysis的数据,香港在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期间流入了价值600亿美元的加密资产。

摩根大通:迫切需要全球加密监管框架来帮助客户投资加密资产:金色财经报道,摩根大通的一位高管表示,迫切需要一个全球一致的加密监管框架,以允许银行代表大客户处理加密资产。越来越多的大型机构,包括对冲基金,对投资和接触加密资产类别感兴趣。据富国银行称,加密货币已进入“超级采用阶段”。摩根大通公司董事总经理兼监管事务负责人 Debbie Toennies注意到一些非常大的参与者已要求摩根大通对冲他们对加密资产的敞口,他认为: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全球一致的监管框架。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很重要。

据悉,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全球银行监管机构正在讨论银行处理加密资产的规则。去年 6 月,委员会提议将加密资产分为两组,并根据其市场、流动性、信用和对银行的操作风险进行监管。然而,最终规则预计至少要到明年才能出台。(news.bitcoin)[2022/2/17 9:57:36]

但香港的监管不确定性,已成为一些加密公司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市场的催化剂,在这些市场中,监管机构正在更迅速地推出支持加密行业的规则。

FATF:大多数国家仍未实施反的加密监管指南: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监管的大多数国家尚未落实为处理加密货币的公司制定的要求。政府间反监管机构(AML)周五在对加密监管进展进行第二次12个月审查时表示,到目前为止,128个报告管辖区中有58个已实施修订后的FATF标准。其中,52家正在监管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6家正在禁止VASP的运营。“然而,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尚未实施FATF的要求,包括‘旅行规则’,”FATF在一份新闻声明中表示。“这阻碍了对必要技术解决方案和合规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投资。”FATF表示,这些实施上的差距意味着尚无全球保障措施来防止滥用VASP进行或恐怖主义融资,从而导致“司法套利”。(coindesk)[2021/6/25 0:06:55]

新加坡是最近的地点,于2020年1月向加密行业敞开大门以来,BrianArmstrong的Coinbase、赵长鹏的Binance、Winklevosstwins的Gemini已经相继在新加坡设立了业务部门,并申请了该国的经营许可证。

声音 | 俄罗斯总理:加密监管并不是俄罗斯政府的首要任务:据cointelegraph报道,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5月15日在年度国际司法论坛上表示,加密监管并不是俄罗斯政府的首要任务,因为加密货币已经失去了人气。梅德韦杰夫称,到目前为止,加密货币的普及程度已经下降,这可能使得监管问题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此外,他认为比特币的炒作已经下降,但加密市场仍有机会反弹。此前在2018年5月的一个论坛上,这一问题曾被广泛讨论,梅德韦杰夫当时曾敦促政府至少为一些基本的加密术语立法。[2019/5/17]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表示,截至7月,它已收到170份加密相关服务提供商的加密许可证申请。尽管迄今为止金融监管机构已经拒绝了两名申请人,但其他三名候选人,澳大利亚交易所储备银行、星展银行的经纪部门和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FomoPay在过去三个月中宣布他们已获得加密许可证。加密交易所Coinhako在11月表示,它也获得了MAS的临时性批准,使其成为该国最新一家受监管的加密交易所。到目前为止,大约有70家与加密相关的服务提供商获得了临时豁免,允许他们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运营六个月。

动态 | 印度政府:加密监管框架报告正处于最终定稿阶段:据bitcoin.com消息,印度政府证实,由经济事务部秘书Subhash Chandra Garg领导的部际委员会(IMC)正在对包含有加密监管框架的报告定稿。[2019/1/28]

根据CoinGecko的数据,按24小时交易量计算,全球第三大加密交易所CryptoCom今年将总部从香港迁至新加坡。EqonexGroup是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数字资产金融服务公司,去年在新加坡成立了其加密衍生品交易所,而仅在香港经营其他业务。该公司的前身为Diginex,受限于香港的监管制度,禁止加密衍生品并将交易服务限制为专业投资者。

Eqonex集团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拜沃斯(RichardByworth)表示:“这两件事我们真的不觉得是正确的做法,而且实际上与我们设计产品的方式背道而驰。”

香港于2019年为允许投资者买卖证券代币的平台引入了选择性许可制度,证券代币是数字形式的传统股票和债券,但大多数加密资产都不属于该框架的范围。此外,获准的交易所只能为拥有至少800万港元流动资产的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他们还被禁止向投资者提供加密期货和衍生品的交易。

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家在香港获得牌照的是加密交易所OSL。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在11月表示,它正在考虑其他几家公司的申请。

现在,香港的监管机构正在讨论对提供加密交易的交易所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的可能性,包括比特币和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其他加密资产。然而,该提案仍建议将在香港运营的加密交易所限制为仅向高净值的投资者提供服务。

“坦率地说,要遵守一套规则并不容易。但在我看来,香港法规所做的是为世界任何地方的数字资产投资者提供最高水平的保护,”OSL首席执行官韦恩·特伦奇(WayneTrench)表示。

图片:香港数字资产交易平台OSL的CEO韦恩·特伦奇

但一些人认为,如果散户投资者唯一的选择是使用不受监管的交易所在香港交易加密资产,那么该政策将导致散户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国际会计审计公司普华永道驻香港的加密负责人HenriArslanian表示:“尽管你想禁止它,但人们总会找到交易加密资产的方法,而且他们会在其他地方购买。这是现实,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会让公众面临更大的风险。”

根据支付巨头Visa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有约三分之一的香港居民已经投资、转让或交易加密资产,以换取商品和服务。而这样的结果显示,香港居民在对数字资产的参与度方面仅次于美国。

Eqonex的拜沃斯表示,香港仍有其他有利政策,让香港的企业更容易招聘和留住国际人才。“即使香港在加密监管方面走下坡路,很多人才流出新加坡,但当它决定改变策略并转向更灵活的市场监管时,它可以随时夺回相当多的市场份额。”

图片:2021年11月4日,香港金融科技周的参观者走过一个展示比特币和以太坊标志的展位。

与此同时,新加坡已经向至少18个国家的接种疫苗旅客开放了边境。除了开始放宽旅行限制外,新加坡在监管方面的积极态度使其更具吸引力。中国最近禁止了所有加密交易所和采矿,而韩国在9月份关闭了近40家不合规的加密交易所。

Coinbase于8月在日本首次亮相,对该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2017年的Mt.Gox交易所遭受黑客攻击,损失4.6亿美元的比特币以来,该国一直处于监管加密资产的最前沿。但与加密相关的犯罪对日本来说仍然是一个问题,就在几个月前,日本的交易平台Liquid也成为了受害者。

可以肯定的是,新加坡还不会满足现状。新加坡仍需决定是否允许加密衍生品的交易,范围从传统市场中已经存在的期货和期权,到更具创新性的“永续期货”,一种没有到期日的期货合约。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去年表示,除非在经批准的交易所提供加密衍生品,否则不会对其进行监管,并且该机构警告散户投资者注意其风险。

现实情况是,只有少数国家开始讨论加密衍生品。普华永道的Arslanian认为:“目前还没有一种万能的、完美的加密监管制度,加密行业想要的只是清晰度和经营业务的能力。”

巴哈马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因为它在2020年末迅速采取行动,为加密现货和衍生品交易制定了一个综合框架,使其具有先发优势。

根据SamBankman-Fried的说法,对市场限制还不如阻止企业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服务的限制重要。“因为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这不仅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针对一个地方的人口开展多少业务,哪里是企业的家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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