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五百年来的白银贸易和全球化

一、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这个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关于“蝴蝶效应”的说法,可以用来解释很多八竿子打不着、却又在冥冥之中产生关联的事情。

比如美洲发现的白银。

美洲白银做为一种可以量产的贵金属,自从被西班牙发现以来,逐渐成为世界各国都认可的货币,承担起连接世界的重任。

它通过西班牙的贸易线大量流向中国,交换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商品,不仅把古代中国的制造业推向颠峰,海量的白银货币也重塑了中国生态。

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用几乎无偿获取的白银,购买到中国制造的商品,过上madeinchina的日子。

但是长期的贸易逆差,又成为欧洲爆发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

白银这个深埋在地下的蝴蝶,在美洲扇动的翅膀,刮起长达数百年的飓风,让无数国家崛起又没落,也让数不清的恩怨情仇重复上演,直到今天,这场飓风依然没有散去。

我们仍然活在白银塑造的世界里,但我们正在努力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二、

时间再次回到16世纪。

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于航海殖民的意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为了协调两国的矛盾,罗马教皇于1494年发出邀请,要求西班牙和葡萄牙坐下来谈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由罗马教皇做主,在地图上的佛得角群岛画了一条线,规定分界线以东是葡萄牙的殖民范围,以西则是西班牙的地盘。

教皇没有经过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意,便私下把世界给分了,这可能是最早的地图开疆。

不过对于西班牙来说,罗马教皇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他老人家说定的事,不论如何也得遵守。

于是在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派遣麦哲伦出海,绕过已经殖民的美洲大陆,继续向西探索,争取完成一次环球航行,把教皇划定的地盘,全部收入囊中。

总体来说,这次环球航行是成功的。

3年后,船队绕地球一周之后回到西班牙,除了带回大量香料抵消航行成本以外,还发现葡萄牙人已经占领最重要的香料产地——摩鹿加群岛,也就是现在印尼的马鲁古群岛。

唯一悲催的是,船长麦哲伦死在菲律宾,出发时的256名船员,也只剩下18人生还。

既然两国的海外扩张边界是东南亚,又涉及到可以发财的香料产地,那么对这一带的争夺,也就不可避免。

西班牙组织了数次船队远征,都被葡萄牙击败,没能占领摩鹿加群岛,无奈之下,西班牙决定占领菲律宾,其他的以后再说。

1571年,黎牙实比带领的400人远征军,攻占马尼拉,正式在菲律宾建立起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而在此之前,黎牙实比派人返回墨西哥,汇报远征船队和菲律宾的真实情况。

返航船只借6月的西南季风启航,进入北纬37—39度的水域后,借西风横渡太平洋,到达北美西海岸后,再借西北风向南航行,10月份就能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整个航程需要5个月。

横跨美洲和亚洲的新航新就此开辟,自古以来没有交集的两大洲,即将发生史无前例的亲密接触。

在16世纪,菲律宾是原始蛮荒的地方,根本不能给西班牙殖民者提供任何资源,让他们在这里舒服的住下去。

而西班牙距离菲律宾太遥远,想支持菲律宾殖民地,显得鞭长莫及。

再说了,西班牙也未必愿意倾尽全力支持菲律宾,毕竟花费巨大的代价到东南亚殖民,可不是为了做散财童子的。

于是黎牙实比等殖民者,以后该如何生存发展,就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说来也巧。

他们在攻占马尼拉的时候,发现港口停着4艘中国商船,船里有40名来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人。黎牙实比等人都穷疯了,想劫掠中国商船,补充一下后勤物资。

那时的中国是大明隆庆5年,虽然已经显露出败相,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中国商人都震惊了:

“哪来的蛮夷,竟然敢劫掠天朝上国?”

黎牙实比微微一笑:

“说出吾名,吓汝一跳。我乃西班牙帝国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菲岛都督,麾下有400大军,还不投降?”

中国商人听完,瞬间松了一口气,原来是群臭要饭的,便和黎牙实比说到:

“你们劫掠的目的,无非是要钱财物资,不如放我们回去,以后每年从中国运物资来和你们交易,这样岂不是更好?”

黎牙实比想想也对,如果能开辟贸易,为什么要抢劫呢?

于是双方约定,放中国商人回去,但以后一定要来做生意啊,人是小狗。

菲律宾原本就是中国商人的贸易范围,即便黎牙实比不说,他们也会来的。无非是主要贸易对象,由菲律宾土著变成西班牙人而已。

三、

要说西班牙人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当时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最不缺的就是商品,尤其是欧洲人最喜欢的丝绸和瓷器。

早在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便规定有5—10亩土地的农民,必须种半亩桑树,有10亩土地以上的农民则需要1亩桑树。即便不是桑树的原产地,也得购买种子学习种桑。

做为回报,那些种植桑树的土地,可以免除赋税。

一句话,国家要扩大丝绸产量,你们种就完了。

但凡国家出政策鼓励什么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必然会爆发性增长。

比如苏州吴江县,洪武年间有桑树18万株,到了永乐末年便增长到44万株。可想而知,整个江浙的桑树增长多少倍,又有多少地主因此致富。

桑树的大面积种植,让大明的丝绸业增长特别迅猛。

于是大明出现很多以产丝为主的商业重镇。浙江湖州号称“新丝妙天下”,四川保宁的丝“精细光滑不减湖丝。”

这些丝绸在国内是畅销品,而且随着郑和下西洋和沿海走私贸易,走出国门,销售到欧洲宫廷和贵族家里。

为了赚到丰厚的利润,那些产丝的商业重镇,不惜毁掉农田种植桑树,用粮食来换销售额。

《大明1566》里的“改稻为桑”,原型就来自这里。

瓷器更不用说,由于工艺复杂,技术含量极高,这东西当年只有中国能制造。外国人喜欢的要死,偏偏造不出来。

于是瓷器成为欧洲的奢侈品。

家里收藏了多少中国瓷器,甚至是欧洲贵族们身份的象征。

葡萄牙公主嫁给英国国王,要用瓷器做嫁妆。波兰国王为了收藏瓷器,可以用4队近卫军,和普鲁士王妃交换12个青花瓷瓶。

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是可以做传家宝的。

既然有利可图,瓷器便成为欧洲商人争抢的商品。

1514年,葡萄牙商人科尔沙利刚到中国沿海,便一次性买了10万件景德镇的五彩瓷瓶。6年后葡萄牙国王直接下令,回国商船必须有三分之一是中国瓷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量大质量佳的丝绸瓷器,成为中国制造的世界硬通货。

所以黎牙实比等人遇到中国商人之后,不仅解决了殖民地的生存问题,还顺便开拓了一条的贸易线。

中国的生丝、绸缎、瓷器、棉布和药材等商品,在沿海的广州、泉州等港口装船,运到马尼拉之后,再经西班牙人之手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口,然后由当地商人贩卖到墨西哥城、秘鲁、危地马拉、厄瓜多尔。

中国沿海—马尼拉—墨西哥组成的大帆船贸易,就此成型。

此后几年,每年驶向马尼拉的中国船达到20艘,装载的货物达到20万比索。

而西班牙人除去自己消耗以外,剩下的全部运回墨西哥出售,利润可以达到十倍以上。

即便是几十年后,这条贸易线已经走过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商品运到美洲大陆,依然可以达到4倍的利润。

双方都有钱赚,贸易自然做的飞起。

据史料记载,阿卡普尔科原本是偏僻小镇,但随着大帆船贸易线的繁荣,每当贩运中国商品的大帆船抵达时,这里便要举行盛大的贸易集会,其他地方的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都会赶来交易,人口可以达到1.2万人。

有些秘鲁商人,直接带着200万比索到阿卡普尔科,只为抢购中国商品。

他们把贩运中国商品的船称为“中国船”,因丝绸贸易而繁荣起来的美洲商路,称为“中国路。”

居住在墨西哥的旅行家佩德罗·德莱昂·波托卡雷罗记载:

“中国运来的缎子种类甚多,尤其是南京产的闪光白缎、闪光黑绸、非常漂亮的天鹅绒。运往秘鲁的还有大宗南京白丝、各色披丝、妇女头巾和木制装饰品。有麝香、灵猫香、黑琥珀、大量精美的瓷器和其他成套衣物。这些衣物人人喜爱,销路很广,连穷人也买这些衣物来穿,因为这些丝织品的价格非常便宜。”

移民美洲的西班牙贵族,也以中国商品为荣。

贵族妇女为了买到精致的中国丝绸,不惜耗费大量积蓄,只为在聚会的时候不被闺蜜比下去。

天主教会的传教士,用中国丝绸缝制法衣,甚至为了让教堂更华丽一些,直接用中国丝绸做教堂的装饰品。

在那个年代,中国丝绸在欧洲人心里的地位,远超现在的LV、Prada、阿玛尼。

就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成型的时候,早年间因为“禁海令”时断时续的海外贸易线,也因为中国民间走私兴起,以及欧洲人做中间商,基本固定下来。

其中一条是和日本的贸易。

明朝猛人徐光启曾说过,日本什么都没有,日常用度都要向中国买,包括卧室里的席子、做衣服的丝绸棉布、妇女用的脂粉、彰显门面的瓷器等等。

缺了中国商品,他们的小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

所以日本商人常年到中国采购,中国的走私商人如郑芝龙,也不断向日本贩运商品,仅1641年就有三艘商船到日本长崎,带去白生丝2.5万斤、黄生丝1.5万斤、红绸1万匹、其他棉布等纺织品14万尺。

不过中日直接贸易的占比不大,最主要的中日贸易,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做中间商来间接完成的。

于是就有了另一条三角贸易线。

罗马教皇规定的葡萄牙殖民范围,基本在欧亚非大陆。

葡萄牙便带着本金从欧洲出发,到广州一带买中国商品,卖到马尼拉和日本赚第一笔利润,然后用这笔钱继续买进中国商品,经印度果阿回到里斯本赚大钱。

如此倒卖两次,葡萄牙人的利润不比西班牙差。

根当时留下的资料,1580—1590年间,葡萄牙人每年运到果阿的丝织品有3000担,价值24万两白银,利润是36万两。

到了崇祯年间,商船的装载量达到6000担,利润将近72万两。

四、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贸易的原则是等价交换,欧洲国家和日本馋中国的商品,中国能从全球贸易中换到什么?

要知道,几百年前的欧洲即便开始大航海,但是和中国相比,不论技术或者生产力都非常落后,中国和他们做生意,是图他老?图他丑?还是图他三年不洗澡?

欧洲国家和日本,确实没什么东西用来贸易,但他们有白银。

西班牙殖民美洲之后,发现大量的银矿。

16—18世纪的三百年里,共生产了13万吨白银,尤其是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全盛时期有6000座炼银炉,产银量占到全世界的一半以上。

差不多相同的时期,日本也发现石见、生野等大银矿,用灰吹法大规模提炼白银,石见银矿最辉煌的时候,产银量一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

世界白银存量爆炸性增长,一种量大且保质的稳定货币,开始出现。

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白银。

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中国的市场上必须有大量货币流通,才能满足买卖双方的需求。

但中国自古以来使用的铜钱,由于价值不高而且容易伪造,只适合用来小额交易,远远不能填补市场的窟窿。

而明太祖朱元璋发行的大明宝钞,因为没有保证金制度,导致无限制的超发滥发,短短数十年时间就贬值成废纸。

比如在洪武九年,1贯钞=1两银=1石米,到了正统元年,大明宝钞和白银的兑换率,已经跌到1两白银兑换1000贯宝钞。

不断贬值的大明宝钞,被大明朝野集体嫌弃,成化、弘治以后,基本退出大明的历史舞台。

铜钱不能满足市场,宝钞没有信用,想来想去,也只有白银才能满足大明市场的需求了。

然而中国是缺银国,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到崇祯皇帝朱由检,大明历代皇帝们掘地三尺,也只开采出2600万两白银,市场上的货币需求,还是不能满足。

就在中国市场为货币流通苦恼的时候,西班牙和日本的银矿,解了中国的燃眉之急。

伴随着全球化贸易线的开辟,中国制造向世界输出,白银则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

当时的西班牙人就吐槽:“中国人除了白银以外,什么都不要,他们对白银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

据统计,经过明清两朝的贸易顺差,中国得到将近6亿两白银,其中日本通过贸易线流入2亿两,美洲白银经马尼拉和欧洲两条贸易线,流入4亿两。

这些白银从广州、泉州等港口进来,然后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彻底重塑了中国的生态。

因为白银做为世界通用的货币,大量涌入中国,犹如央行放水刺激经济。

江南的丝绸瓷器产地,有了白银的流通,比以前更拼命的生产,在追逐利润的路上一骑绝尘。

丝绸做为龙头,带动起江南的棉麻纺织产业,紧接着便是手工制造和修理、水陆运输、布料印染等纺织的二级产业,再下一级就是种桑、养蚕、纺线等关系小门小户生计的下游产业。

瓷器做为龙头,也带动起烧制、运输、典当等一系列产业,甚至在广州和泉州港口,专门有一批画工,靠给白瓷描画为生。

制造业的繁荣,自然演生出繁荣的金融业。江南钱庄、山西票号,就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下演化出来的。

制造业和金融业联系在一起,结果便是市场经济非常活跃。

穷苦人民如果失去土地,到城市做工也有一口饭吃。

中产阶级开始买田盖房投资教育,给后代留下丰厚的财产,希望家族一代更比一代强。

至于最高层的豪商地主,要么和江南出身的高官结成利益同盟,要么在本地修建园林享受生活,爽的要死。

而在全国层面,全球贸易和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结果,就是玉米土豆等高产作物普及,以及医药技术的进步。

人们有了更多的粮食和医疗,人口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远超欧洲0.4%的人口增长率。

朱元璋时期的中国人口是6000万,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人口突破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34%。

全球化贸易,甚至改变了贵州的苗族生态。

徽州商帮带着白银逆长江而上,到贵州清水江流域,雇佣当地苗人砍伐木材。最后徽州商帮带着木材顺清水江—长江东行,白银则留给当地苗人。

明清时期的贵州,属于天字号落后贫困地区,清水江附近的苗人赚到白银以后,没有消费和投资的地方,竟然搞出世界上最复杂的银饰,全身配满需要几十种饰品。

至于清水江流域以外的苗人,饰品方面就简朴许多,有几件搭配就行了。

从中国制造到美洲消费,从江南钱庄到山西票号,从苗人银饰到马尼拉大帆船......白银和丝绸瓷器做为媒介,真正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

货出中国,银入神州。

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强盛的国家,没有之一。

五、

进入清朝中叶,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其马前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然而英国需要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中国却除了白银以外,不需要英国的任何商品。

巨大的贸易逆差,差点让东印度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1784年,公司的广州仓库还有21万两白银存款,短短3年后,便出现90万两白银的赤字。

为了弥补贸易逆差,防止白银继续外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建议董事会:

既然中国不需要我们的商品,那不如向中国销售鸦片?

鸦片是成瘾性快消品,任何人只要体会到鸦片的快感,就会沉溺在这种虚幻的快感中,很难再戒掉。

对于财政困难、没有道德底线的东印度公司来说,如果向中国销售鸦片,相当于养了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可以源源不断的赚钱。

于是,公司丈量了印度比哈尔、比纳莱斯的土地,然后和当地农民签订种植鸦片的合同,最后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收购鸦片。

公司把鸦片运到加尔各答港,拍卖给申请到特许经营权的散商,由他们运到中国广州出售。

另一个鸦片产地是印度的麻洼,这地方的鸦片和大米一样普遍,基本是当地人运到孟买,然后卖给收购鸦片的商人。

商人向公司交纳200—400卢比的转运税,就能运到广州出售了。

鸦片在广州的平均售价是每箱750两左右,比成本价直接翻了3、4倍,但是已经沾染鸦片瘾的中国人,根本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有货就买。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销售量,也从1790年的2000箱,一路攀升到1838年的40000箱,总价值为2.4亿两白银。

鸦片带给东印度公司大量财富,也让中国的经济走向崩溃。

用几百年流入中国的白银,在短短几十年间大量外流,导致市场上的流通货币减少,出现“银贵钱贱”的局面。

原本1000文铜钱可以兑换1两白银,现在要兑换1两白银需要1600文铜钱,而中国百姓平时小额交易,使用的是铜钱,向政府交税则需要兑换成白银。

于是鸦片贸易引起的“银贵钱贱”,在中国造成第二次剥削,让中国百姓越来越穷困,负担越来越重。

另外中国瘾君子的指数级增加,又让他们耗尽积蓄去购买鸦片,导致在中国市场上的购买力降低,很多畅销几十年的商品,现在根本卖不出去。

结果便是中国工商业萎缩,国内市场再也没有繁荣景象。

1838年,林则徐到苏州、汉口等地考察发现:

“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

然后就是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为了保证鸦片贸易的收入,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滑落。

鸦片流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也在走向没落。

在全球化贸易的1.0时代,中国做为制造业大国,常年出口万担以上的丝绸,整个明清时期出口到欧洲1.5亿件瓷器。

中国陆续送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几波中间商,依然没有倒下。

但制造业的核心问题是,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造出别国造不出的东西。

而中国在长期的顺差贸易中,恰恰失去了制造丝绸和瓷器的核心技术优势。

因为长达几百年的赔钱生意,让一票欧洲国家坐不住了,想着我们辛辛苦苦开采白银,或者派出海盗出海抢劫白银,难道就为了给中国送去?我们喜欢的丝绸和瓷器,难道就不能自己造?

这个念头一动起来,欧洲国家纷纷派工匠到中国出差,说好听点是学习观摩,说难听点就是偷盗技术。

最先流出去的是丝绸技术。

丝绸做为全球贸易的重中之重,自然是欧洲人接触最多的。

早在14世纪的时候,蚕和桑便传到意大利的科莫。经过几百年的丝绸贸易,欧洲的商人工匠和中国长期接触,东问问西问问,逐渐学到缫丝、烘丝、络丝、并丝、染色、印花的一系列技术。

另一个学会丝绸技术的是日本,这个就不必多说了,过程和意大利差不多,而且日本从唐朝就开始模仿中国,人家可是学习了一千多年,才把小日子过得不错了。

再加上全球化贸易的原始资本积累,意大利和日本,对丝绸产业进行资本和技术投资,逐渐后来居上,抢占了中国的丝绸市场。

19世纪后期,科莫便成为意大利的丝绸重镇,到了1930年代,日本生丝占全世界75%的份额。

然后是瓷器工艺。

同样是14世纪,拜见过元朝皇帝忽必烈的马可·波罗,就在游记里详细记载了瓷器的制作技术。欧洲人照着《马可·波罗游记》,苦苦研究了400年,才在1708年烧制出粗糙的白瓷。

另一方面,据《欧洲瓷器史》的记载,有一个欧洲传教士偷窥了景德镇制作瓷器的全部流程,然后于1712年写在信里寄回巴黎,把最先进的制瓷技术公布出来。

此后欧洲工厂经过研究改进,并且在工业资本和技术的加持下,终于掌握瓷器的制作方法,用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力,抢占了欧洲市场。

中国瓷器,自然不需要再买了。何况运费那么贵。

最后是茶叶。

茶叶是清朝增长最快的出口产品,广州的出口价是国内市价的3倍以上,而英国做为中国茶叶的最大买家,东印度公司凭借中欧转口贸易,能提供英国国库收入的10%。

既然茶叶生意这么赚钱,英国当然想独占利润,何必和中国分享呢?

于是在1834年,英国在印度成立茶叶研究发展委员会,并且派人到中国购买茶苗、招募制茶工人。2年后,他们在印度阿萨姆制作出红茶,成为中国之外唯一制茶成功的地方。

这也是现在阿萨姆红茶的来源。

1848年,英国又在中国买了2.4万株茶树、1.7万粒茶苗、招募8名中国茶工回到印度,开始大规模制作茶叶。

印度茶园有英国的资本大力投资,以及几乎免费的印度工人,英国的茶叶产业进步非常快,到1889年茶叶出口就超过中国。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技术是不可能永远留在一个国家的。

只要这项技术生产的商品,是全世界都想要的,那么一定会通过市场的漏洞,扩散到全世界。

“货出中国、银入神州”的盛况,到了19世纪后期,彻底不复存在。

中国没有世界各国需要的大宗商品出口,也就没有白银货币的大量流入,而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却可以向中国输入廉价棉布、高档的香水和钟表、以及源源不断的鸦片。

居住在中国内陆城镇的地主,开始把地窖里的白银取出来,大量购买欧美国家输入中国的东西。

于是白银开始重新汇聚,要么经黄河和华北商路流入天津,要么经长江和支流向上海涌入,所以天津和上海是清末民国发展最快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也是南北方买办商人的大本营。

尤其是长江出海口,每年进出口的关税占到全国70%左右,直接让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以及和各路军阀争雄的资本。

白银流出,制造业衰落,导致中国进入数千年从未有过的黑暗谷底。

六、

我们前边说到,欧洲国家在世界贸易中能够赶超中国,主要原因是资本和工业技术的加持,而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那为什么世界贸易初期,贫穷落后的欧洲国家能完成工业化,中国做为制造业和资本强国,却错过了工业化的列车?

其实在殖民时代早期,欧洲商人的主业,不是给本国商品开拓市场,而是做欧洲和亚洲的转口贸易。

在世界白银向中国涌入的浪潮中,做转口贸易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做为中间商也赚到大量的利润。

换句话说,流入中国的6亿两白银,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利润,另外一部分贸易线上的白银,则是欧洲国家的贸易利润。

而且欧洲国家在全世界开辟殖民地,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也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财富来源。

据德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考证,1500—1800年间,欧洲国家在殖民地掠夺了价值10亿英镑黄金的财富。

尤其是英国,1750—1800年间就在印度掠夺了价值1亿英镑黄金的财富。

经过几百年的转口贸易和殖民地掠夺,欧洲国家逐渐完成原始积累,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富裕国家。

而欧洲国家经过的几百年的争夺战争,最终英国成功出位,成为欧洲最富最强的国家。

这些钱犹如肥料,滋养了本国的制造业。

虽然英国的制造业开始比较落后,中国根本不稀罕,但英国有遍布世界的殖民地,通过商品倾销和贸易保护政策,让他们制造的商品,有了稳定的市场和利润。

英国制造业,就此走上历史的舞台。

由于制造业在世界贸易中的定位,想盈利赚钱,必须遵守两个原则:

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

最大限度提高生产效率。

英国不把殖民地的人当成人,驱使他们收集原材料,论成本的话,比中国低太多了,于是英国获得最低价的原材料。

在这方面的道德标准上,只要他们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但是殖民地能解决原材料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力成本的问题。

因为在英国制造业的起步阶段,殖民地非常原始,根本不可能把工厂搬到殖民地生产,那些近乎免费的劳动力,对于国内制造业便没有价值。

而我们之前说过,欧洲的人口增长率只有0.4%,导致人口数量远远不如中国,结果就是人力成本非常高。

英国就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原材料不断从殖民地运来,却由于人力成本的限制,不能快速制造成有竞争力的商品,运到全世界赚取利润。

在现实条件的倒逼下,英国工厂对可以节约人力、提升效率的技术和机器,特别感兴趣。

每当工匠有什么技术改进,便快速用到生产中。

经过无数工匠的持续革新,英国出现很多小发明小创造,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和瓦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汽机,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

而这些机器一经发明,就被到处流动的资本投资,迅速成为制造业的中流砥柱。

于是成本低廉产量巨大的煤炭、钢铁被生产出来,为了运输煤炭和钢铁,以蒸汽船和蒸汽火车为主的水陆运输业全面爆发,这一切又推动英国纺织业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倾销。

在这样的正循环里,英国的工业革命启动了,对全世界的农业国造成降维打击,全球化贸易进入2.0版本。

而中国正好反其道而行之。

从6000万飙升到4亿的人口,导致中国的人力成本非常便宜,根本不需要费尽心思“节约人力。”

反而因为人口暴涨导致人均占有耕地减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和地主剥削,导致很多人没有土地,被迫到城镇谋生。

他们为了混口饭吃,甚至自愿把薪水降到行业标准线以下。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口内卷逼出来很多奋斗狗。

在这样的生态里,投入资本提升机器效率,就是一件亏本的事,远远不如招募工人“大力出奇迹”来的划算。

1742年的一份资料就说到,制造水泵来灌溉农田,可以节约80%的人力,但是制造水泵需要花费的白银,可以招募更多的人、灌溉更多的田。

这么一算账,那还制造什么水泵?直接去村口喊人多方便。

以人为畜,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

没有动力制造机器,便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制造出来的纺织商品投放到市场上,自然不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有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市场的反作用力下,结果却让人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于是中国离工业化的道路越来越远,等到鸦片侵入中国白银外流的时候,中国想走工业强国之路,国内也没有足够的资本了。

这是一种成功者的路径依赖。

一个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强盛起来,就会沿着固定的模式走下去,遇到转弯路口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刹车,甚至压根没有刹车的意识,最后车毁人亡。

七、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清末民国那种制造凋敝、白银外流的困境,其实是全球化贸易中心转移的大势。

中国做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随着技术扩散和工业革命的爆发,被英国等欧洲国家谋逆篡位,取代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制造国地位。

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篡了英国的经济皇位。

而不论哪个国家成为全球贸易中心,都会成为财富黑洞,以强大的生产力吸引全世界的财富向国内汇聚。

似乎没有任何国家能对抗这种大势,尤其是已经没落的国家,注定只能成为新君登基的垫脚石。

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都是如此,强大时威势煊赫,落寞时暗自垂伤,再无翻身之日。

毕竟资本没有祖国,只是在不断寻找可以增殖的地方。

但历史大势在中国却失去了作用。

我们的先辈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战略,优先控制农村,以稳定强大的政府来调控粮食和货币,不让内地资源沿着江河跑到出海口,给国府提供关税收入,然后流出海外养肥洋人。

于是不断向世界财富黑洞汇聚的中国财富,被硬生生的留在中国内陆,并且一点一点的增殖壮大。

这些财富不仅是解放中国的后勤保证,也是重建新中国的原始积累。

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我们的历代先辈用70年的时间再造山河,在全球贸易中心从美国转移的历史大势中,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

现在,我们重新走上“货出中国、银入神州”的旧路。

500年世界风云浩浩汤汤。

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因丝绸和瓷器茶叶而进入中国,又因鸦片贸易和制造没落而离开中国。

中国经历过财富黑洞的狂欢,也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苦涩。

我们有志愿军爬冰卧雪为国雪耻的壮烈,也有1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无奈。

回首如烟往事。

以往的荣耀照亮中国的前路,苦难,同样让我们对可能存在的敌人万分警惕。

这些精神财富,必将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梦幻中的盛世,再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最后,我想用那段传遍网络的话来结尾:

五千年前,我们和埃及人一起面对洪水。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一样玩青铜器。三千年前,我们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两千年前,我们和古罗马人一样四处征战。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现在我们和美利坚人一较短长。

五千年来,我们的对手换了好几轮,而我们却一直在世界的牌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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