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吴晓波:为商业编织“意义之网”

今年是马克斯·韦伯逝世99周年。1920年6月14日,这位伟大思想家在慕尼黑静静离世。他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被后世公认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今天,吴老师专门用一篇文章来缅怀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职业责任这一独特观念,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意义上,也是根本基础。它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

——马克斯·韦伯

文/吴晓波

当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埋头创作《资本论》的时候,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起码也有超过一千颗聪明的脑袋在思考同样的问题。

根据考证,“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就是在《宣言》诞生的1848年前后被发明出来的,它如同一个巨型魔鬼,抹杀了全部的旧生产关系和劳动力模型,把每一个人、家庭和国家投掷到动荡而急速的大漩涡中。

马克斯·韦伯出生于1864年,到他去世的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也就是说,他的一生目睹了欧洲如何被机器改造得空前繁荣,然后,又被武器摧毁为一地废墟的全部过程。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人们自发地分为两大阵营——左翼和右翼,他们的内部又各有流派,最极端和激进的那部分人,都信仰流血和暴力。

韦伯栖居在德国南部一个叫海德堡的小城市,那里有一所小巧的大学——海德堡大学,却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潮的大本营,知识分子们著书立说,试图以启蒙和改革反制权力,以理性和科学抗衡统治。

马克斯·韦伯正是海德堡大学的象征人物,而他著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确立了现代商业文明在伦理上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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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卡尔·马克思一样,马克斯·韦伯也出生于一个律师家庭,不过他的父亲老韦伯有一家纺织工厂,家境更为富足。韦伯从小接受了最好的文理教育,25岁时,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德国天才们的命运往往都不太顺利,比如舒曼、尼采,都要与大脑中的魔鬼做斗争,韦伯也一样。韦伯的家族有遗传性的精神疾病,在他32岁的时候曾经精神崩溃,无法阅读、写作甚至与人正常交谈。这个曾经的工作狂,只能整日坐在窗前,摆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树梢。

海德堡大学历史上有很多从事抽象思考、而日常生活也非常“抽象”的人文学者,比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雅斯贝尔斯等等,不过,与他们相比,马克斯·韦伯则要显得更为入世。他曾经竞选过民主党议员、一战时期在预备役医院服役,还作为德国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凡尔赛和会。

1904年9月,韦伯和好友一起远赴美国,参加在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其间,对北美的城市、商业和工厂,进行了近四个月的考察。正是这些参与和近距离的观察,为他创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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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创作动机,是试图回答一个非常尖锐、到今天仍然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

在农耕时期,各大文明对商业的立场几乎均是消极的。柏拉图批评商人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牟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圣经》认为商人上天堂比骆驼钻针孔还要难,中国的儒家伦理更是彻底的贱商主义,一言以蔽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9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运动,让商业成为改变世界最重要的力量。韦伯出身于纺织工业世家,在他盛年之际,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国,越来越多的人把一生投注于工商事业,那么,关于存在价值的拷问便显得无比急促。

韦伯的终生好友、社会学家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的《近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获利欲”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普遍的共识,甚至被看成是柏拉图以来的一个基础性共识。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表于桑巴特著作的三年后,也是他从北美游历归来之后。好友的结论以及在美国的实地考察,应该是韦伯创作的一个现实背景。

在这本并不厚的、论文级的作品中,韦伯通过繁琐的论证,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观点:

其一,正当性的终极认同。

马克斯·韦伯将“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视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

他引用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他同时是一位企业家和家——的观点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这从根本上认同了企业家职业的正当性和独立性。

其二,内心信仰的驱动。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精神和禁欲主义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没有这些精神,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但不会产生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所以,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现代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皆为新教占主流的国家,而传统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论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只能算二流国家。

在韦伯看来,盖因天主教信徒重来世,新教信徒重今世,所以新教信徒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一些;天主教这一点类似于佛教。另一个结论是新教信徒比天主教信徒更重享乐一些,也更世俗一点,这样就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三,理性主义与法治精神。

韦伯从西方希腊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推导出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精确的计算和拥有技术上的基础。这进一步根基于西方科学特有的数学及实验的精确理性的自然科学、法律与理性的结构所带来的可估量的技术性劳动手段与程序规则。那种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人,他们都具有自我约束性——理性的计算,集中精力,固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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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的第一批欧洲知识分子,他曾说,现在的读书人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尼采。

正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另辟蹊径,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根本动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诠释,如果说马克思是摧毁性的,那么,韦伯则带有明显的建设性特征。

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对财富的贪欲,反而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者至少一种理性的缓解。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勤恳工作,而且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纪律,并不是为了单纯糊口或热爱金钱,而是内心信仰使然。

可以说,当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书房创作此书的时候,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一些企业家,他们以比父辈快数百倍的速度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正经受着存在价值的拷问。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是马克斯·韦伯的同时代人,他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新教徒家庭,少年时移民美国,从当电报公司的信差起步,组建自己的公司,在短短几十年里,创建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1901年,卡内基把公司出售,得5亿美元,成为全美首富。

就在这个时刻,卡内基发生了内心的焦虑:我凭什么能赚到这么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对于我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

卡内基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是上帝派我来赚钱的,所以,我要把荣光归于上帝。”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卡内基成立慈善基金,成为美国历史上捐赠建设图书馆最多的人。在“钢铁大王”的名号之外,又有了“美国慈善事业之父”的称誉。

没有史料显示,作为新教徒的卡内基读到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过,他的实践却无意中印证了韦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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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次被翻译进中国,是在1985年,韦伯写作此书的整整80年后。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正被集体地卷入一场激荡的改革开放运动,商业及企业家成为时代新的主角,传统的价值观体系濒临崩溃。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都跟当年的卡内基一样,面临内心的意义拷问。

有意思的是,韦伯还写过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儒教与道教》。在书中,韦伯分析了中国宗教的这两种基本形式,对经济生活的理性化推动。他断言,无论是儒家或道家,都不具备新教那样的责任伦理观,因为“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它们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

他进而告诫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导致其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因此,只能走其他道路。此外,他认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中国沉闷的机构设置和错误的政策,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的经济就能腾飞。

在今天,所有有志于商业的中国人读韦伯的著作,既会有一种隔膜感,同时也会有一种切肤的亲近感。他在书中得出的很多结论,未必完全适合中国,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论,却为我们寻找答案指出了某一个方向。

马克斯·韦伯尝言,“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显然,他是这张大网的编织者之一,我们悬挂其上,同时也在参与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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